书评
- 二里头遗址就出现了人祭活动，但不多（也有可能没有挖掘完）。
- 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但是二里头可能是夏朝遗址。二里头垄断了青铜器的制造。而二里头的毁灭可能就是因为二里头的青铜制造师不满夏贵族，勾结商人引起。（青铜制造区保留完整）
- 商朝有极其残酷的人祭活动。一些甲骨文字可以体现人祭方法，从中间劈开，砍手砍脚等等，而且人牲叫得越凄惨，上帝和祖先（商朝信奉上帝和祖先）越能感知。人牲死后还会将其煮食，能分到人牲是一种荣誉，因为能吃到上帝和祖先用过的祭品。
- 商朝可能曾经尝试过禁止人牲祭祀的宗教改革，但最后失败，可能这也是盘庚迁都的原因。
- 人牲不仅用来祭祀，还被用来给商朝贵族王子进行射击训练，甚至还有折磨人牲的表演。
- 周人从古公亶父以来一直为商朝抓取人牲。抓取的人牲来自羌族，而羌族与周人同起源。（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
- 周文王的宅子被考古发现，里面出土了周文王做占卜的甲骨，占卜内容有抓人牲与后来的翦商。
- 周文王根据占卜的内容写成《易经》。
- 伯邑考被纣王当做人牲，可能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为表忠心还吃了伯邑考的肉。所以之后周武王噩梦缠身和周公吐哺可能是这段可怕经历产生的的生理反应。
- 周公很伟大，为了彻底抛弃以人祭祀的恶习，抹去了人们血腥人祭的记忆。
选段
“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
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商星都是黎明时在东方出现，参星总是黄昏时在西方出现，永远一东一西，所以人生分离难聚也被称为“参商”
商朝开国百年，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从而在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形成密集的人祭遗存。而一旦王室献祭的人口数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则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
商人的人祭宗教也和他们的复杂来源有关。灭夏初期，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王朝商族”，因此，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由此，商族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越感。换句话说,他们用“野蛮”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从而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柄。
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在这期间，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文字、青铜技术、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热衷人祭的文化。此外，早商的神奇扩张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无法完整复原。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
理论层面，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
和强者保持距离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意思是说，越晚产生的传说，反倒在神谱里面越古老，就像人们堆柴堆，“后来者居上”。因为时代越晚，各族群的祖先传说就越是逐渐汇总到一起，这时，各自的先祖孰先孰后以及谁比谁厉害就成了问题。因此，为了制造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就只能创作更古老的先祖，给各族群增添一位共同的始祖。先祖诸神的关系和谐了，世间各族群的关系才能和谐。
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周公的诰命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还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